上映的第二天，《二十二》单日票房达到1340万，成为内地首部单日票房破千万的纪录片。这个数字大概是让当初众筹的人意想不到的，他们起初只是希望这个片子能够成型、上映。至于票房，那都是后话了。

影片的叙述克制、平淡、隐忍。“日本人老了，胡子也没有了，以前是有胡子的。”一位老太太看着老去的日本军人照片轻描淡写，不露痕迹。好像什么故事都没说，没有暴行的细节，也没有身心挣扎的绝望，所有残忍画面的展开，都在那一句句“不说了，不说了”戛然而止。这也是导演郭柯的初衷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到：“时间可以改变任何东西，抹平一些东西，伤痕肯定还在，但为了生活下去，不可能每天生活在仇恨中。”

所以，我们看到的影片是一种状态的呈现，她们就是一群普通的八九旬农村老太太，生活朴素拮据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打水、做饭、洗衣。大多数时间搬个凳子，佝偻着身子坐在房前，偶尔跟孩子们玩一玩，喂喂村里的野猫，但大多数时间，只是坐在那里，没人知道她们在想什么。

韦绍兰老人

在上一部《三十二》里，导演完整地讲述了韦绍兰和他中日混血的儿子的故事。但这整个过程是让老人疼痛的，揭开旧日的伤疤，一点一点展现在别人面前，甚至全国人面前。摄制组曾透露，他们采访过的这些老人，每次在摄制组采访完走后，她们几乎都要把自己关起来几天，再独自把这些记忆码放好，独自疗伤。导演害怕拍纪录片变成了消费这些经历的伤害，因此，与《三十二》相比，《二十二》才更加平淡日常。

《二十二》拍摄现场

当这样克制的表达收获一致好评与致敬时，我们又如何忍心回述那一段真实的历史。残忍的历史怎样揭开都是痛，那就不揭了吗？导演郭柯权衡出了一个伤害最小的方式，将对受害者的伤害降到最低。但是，作为普通观众的我们，或许可以在这面镜子中，看到更深更多战争和人性的污浊，它本不应这么平淡。折射到如今，也不显过分，比如曾经唾骂这些老太太的周遭群众之于如今围观猥亵女童的群众。不一样的时代，却是一样的冷漠。

其实，大多数人不愿意直面“慰安妇”这个话题，被称为“慰安妇”的受害者，或称为“性奴隶”更为贴切。它太过沉重和惨烈，当脑袋出现一秒那样的画面时，就会本能性地让自己逃离出来，不再去想，这是个“禁区”。

去年，韩国电影《鬼乡》的上映也是出乎意料的火爆，题材同样是慰安妇，拍摄同样是依靠众筹。影片用了两条线索穿插讲述，一条是1943年被日军侵犯的韩国慰安妇的故事，一条发生在1991年，其中一位逐渐老去，恰好遇到一个被强暴而精神失常却意外获得通灵能力的年轻女孩。这是一个很超现实的故事架构，也因为两条线索的叙述，影片看起来总是有些混乱。可以看出，导演也在努力做到克制，慰安所里残暴的画面并不多，点到为止，但仅有的镜头仍是歇斯底里的。

《鬼乡》剧照

“我的下身！我痛苦地扭动身躯，侧向蜷缩在床上，仿佛疼痛能减轻一点。这是地狱，我再肮脏的床上曲起身体，绝望地想。我刚刚十三岁，这一天里我经历了多么难以想象的暴行！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有力气哭，但我面对自己，失声抽泣着。我只觉得厌恶、仇恨和恐惧，浑身是伤。我的嘴唇被咬破，阴道不断出血，止不住地想要呕吐。我不再相信眼前的世界了。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待我。”德国学者鲁特·哈罗在半虚构小说《慰安妇》里这样描述一个13岁的女孩被扔到慰安所里第一天晚上的心情，这一天有15名士兵来找过她。在《鬼乡》里，导演用了一个50多秒的长镜头，以上帝视角俯瞰每一个房间里日本人施暴全过程，镜头可以一直延伸下去，好像多久都拍不尽这些罪孽。

战争结束后，对于活下来的受害者，又陷入另一种长期的精神折磨。《鬼乡》里有一个细节，1991年韩国政府公开接受慰安妇幸存者的举报，这位老太太（英熙）去了，她很纠结，偶然听到年轻的工作人员背后的议论：“哪有人会来啊？就算有，也有点‘那个’。除非疯了，谁会说出那样的过去。”这话戳得太重了，平日温和的老人瞬间就爆发了。这是20世纪90年代舆论的一个缩影，直到今天，依然会存在这样的声音。

《鬼乡》剧照

《二十二》、《三十二》、《鬼乡》这样的纪录片、电影的出现，就是带领更多人走入“禁区”，削弱那些带有偏见的、冷漠无视的声音，这也是超出电影本身的意义所在了。

战争从来不在乎受害的一方是什么人种，在每一个“种族清洗”的计划中，强暴女性都成了战争的另一种武器，无论是1945年苏军到达东普鲁士和柏林时，还是在越南的美军作战行动中，韩国人或中国人。“胜利的一方必然要凌辱战败一方国家的妇女”，日本人会有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。宣布投降后，日本政府甚至招募本国民间女子为美军提供性服务，“东京银座曾梳理巨大广告牌‘告新日本女性书’，上面暧昧地写道：‘作为国家战后处理紧急设施之一端，我们寻求新日本女性的率先协力，参加慰问进驻军的伟大事业。’”在顶峰时期，日本约有这样的“慰安妇”7万人。所以，在这样战争观的世界里，权力成为侵略一切的筹码，女性也就成了妥协权力的牺牲品。

随着黄有良的去世，起诉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老人已无一在世。她们在这个“禁区”的桎梏下生活了一辈子，直到去世也没能走出来。所以，需要我们走进去，否则，若干年后，就真的无人问津了。

8月12日，大陆最后一个起诉日本政府的“慰安妇”、90岁的黄有良去世

PS：最后想说的是，抛开身份，《二十二》反映的另一个问题在于，这个社会该如何对待一个普通的、年迈的、难以自理的、经济困难的孤独老人？日本女孩米田麻衣经常看望的海南老人常年独自生活，艰苦而无助，韦绍兰三个月90元的救济金，只能买最便宜的白菜。领着低保的她们，有没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一点？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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